亚历山大·克鲁格（Alexander Kluge），出生于1932年2月4日，电影导演、编剧、制片、旁白解说、演员，电影理论家、评论家，小说家，学者，影视企业家、社会批评家。

亚历山大·克鲁格是一个一身兼任电影导演、编剧、制片、旁白解说、演员，电影理论家、评论家，小说家，学者，影视企业家以及社会批评家的奇人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，他积极地活跃在德国影坛、文坛、学界和各种重大社会事务中，特别为德国影视艺术、影视文化政策以及影视企业经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32年2月4日，克鲁格出生在德国哈尔贝尔士达特的一个医生之家，先后在故乡及柏林上中学，之后在马堡菲利普斯大学（Philips-Universität）和法兰克福约翰·沃尔夫冈·哥德大学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）学习法律、历史以及教堂音乐。1956年，克鲁格以《大学的自治》一文，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1958年起，他先后在柏林和慕尼黑做律师；期间他曾就教于乌尔姆艺术造型学院的电影造型系，后又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的客座教授。

也是在1958年，德国大导演弗里茨·朗（Fritz Lang）拍摄《印度墓碑》时，他去做见习助手，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人生涯。1962年，在德国“奥伯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”上，他和25位青年德国导演，联名发表了，向当时的德国商业电影挑战的、著名的《奥伯豪森宣言》，揭开了最初名为“青年德国电影”，后被称为“新德国电影运动”的德国“作者电影”的序幕。1966年，他的故事片长片处女作《告别昨天》，在威尼斯电影节为德国电影抱回了21年不遇的银狮奖。此片不仅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，而且被电影批评界公认为，是“新德国作者电影”的奠基之作和大师级作品。1968年他的《杂技艺术家：一筹莫展》（1968）又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；1979年，克鲁格再次以《女爱国者》一片，为“新德国电影”电影理念的实践添锦加彩。

《奥伯豪森宣言》发表的当年，他和埃德加·赖茨（Edgar Reitz）以及德腾·施莱尔马赫（Detten Schleiermacher）共同在乌尔姆艺术造型学院建立了电影造型学院。翌年他创建了自己的“凯洛斯电影”制片公司（Kairos-Film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60年至2006年，由克鲁格编、导、演、制片以及参与策划的大小各种类型影片多达50余部。

此外，德国电影和文化政策问题也一向是克鲁格关心的内容。早在1961年，他就与他人合著出版了《文化政策和出版监督》一书。从1962年开始，他还致力于促进建立西德的国家电影资助体制，直到1974年该体制获得法律承认；同时他还坚持敦促西德电视台资助西德导演的电影创作，为“新德国电影”得以形成气候，并取得蜚声国际影坛的成就，创造了条件。1977年5月，由于反对西德电影资助基金会自1974年开始执行的审查政策，他辞去了三个电影资助基金会的评委职务，但是，这没有妨碍他继续积极地为改善西德电影政策而努力。1980年，为了纠正西德电影界当时多数派一统天下的不健康局面，他和同仁发起、成立了“德国电影联邦统一协会”（Bundesvereinigung des Deutschen Films），力图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电影企业文化。

纳粹历史，民族身份，检讨德国历史，僵化的资本主义德国，虚伪民主，思想自由，生存意义，女性主义，反战,科技异化，核污染…

“我是一片二战阵亡士兵的膝盖骨,上不见大腿，下无小肢……”，在他的著名影片《女爱国者》（1979）里，克鲁格以一片丧身二战战场的、德国士兵的未亡的“膝盖骨”，这个诡异的想象作旁白人，形象并高度概括地表明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思想自由和革命意识。

一方面，就读法兰克福大学时，他曾是德国“法兰克福学派”思想大师特奥尔多·阿多诺的门生。思想上支持他一生电影美学追求的基础，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，即对公共舆论话语权力的关注。这点在克鲁格身上，也表现为强烈的突破话语桎梏，重新思考和自由发言的意识。另一方面，克鲁格所带头和参与的“新德国电影”，是二战后西方各色现代电影传统中的一支，在和欧美各国共有战后一代反权威，反传统，主张社会革命，文化革命的思想背景的同时，德国战后愤青这一代人的思想革命，有着独特的德国主题和情结，那就是对纳粹12年统治的愤慨和反思。1968年爆发的德国学运，面对的首要议题是“民族的耻辱和父辈的罪过”。这一点决定了克鲁格这一代西德青年，从对纳粹时代，到战后20年西德人所经历的思想欺骗和愚昧中，不仅发现了战后西德社会政治的平庸沉滞，文化和伦理的荒芜和刻板，使他们厌恶德国民族的身份，而且使他们思想极度迷惘，渴望重新自由、乃至超越历史地去认识德国，认识人类和世界。

在克鲁格的影片中，法西斯主义历史，民族身份，检讨德国历史，僵化的资本主义德国，虚伪民主，思想自由，生存意义，等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关键词。对德国乃至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审视，追求、实践思想自由，重新在人们头脑中组合、建构世界图像，几乎是他作品中，虽有各种变体，但却根本唯一的母题本文，所以才有了那片不伦不类、却因此独一无二，极端自由地说话的“膝盖骨”。

对各种政治的思考和反省始终是他的自由思考和批评的焦点。

在早期的短片创作中，他和彼得·沙摩尼合拍的、记录希特勒，在纽伦堡建造的大阅兵观礼台的纪录片《混凝土里的粗暴》（1961），意在透视第三帝国建筑风格里的纳粹政治话语；《教师形象的变迁》（1963）是反省德国历史上教育对思想自由的态度；《一个忠诚的国家警察》（1965）讽刺从普鲁士帝国到第三帝国时代军国主义专制政治。

他的长片处女作《告别昨天》（1966），是借一个在第三帝国失去了父母的青年女子安妮塔，从东德逃到西德后，通过情色关系，人身依附，打工，求学和盗窃，却一败再败地无法在这个富足殷实，教育发达（口若悬河，治学有方的教授），医学完善（循循善诱的医师），法制规范（警察，监狱的规范制度）的社会存身的故事，主旨在于批评西德社会，指出其伦理的丧失（安妮塔多次被人利用肉体），人情的淡漠（女老板的无情），各种制度的刻板僵化，背离人性，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，陷入心无居所，神无归处的困境。克鲁格这个批评的角度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观点：在那一代西德愤青眼里，西德逃避政治思考，纯粹追求经济和物质重建的50年代是“黑暗和令人窒息”的年代。

他对德国社会进行历史反思最深刻的作品，是1979年拍摄的《女爱国者》。影片中，历史女教师苦于德国历史上的种种污点，不能给学生讲述一种“正面”意义上的德国史，所以，她到处寻找新的资料：旁听党代会，挖地三尺寻找德国“历史之根”，却徒劳无获…… 影片中，导演把德国近千年的历史，进行了一次时空打乱的解构分析，同时也表明了对传统“历史书写”的既定话语的突破；通过女教师不被周围人理解的遭遇，折射出克鲁格孜孜以求地提倡的理性反思精神的必要性。

1968年拍成的《杂技艺术家:一筹莫展》和之后的《锲而不舍的雷妮·派克特》（1969）是由同一个演员出演的，同一个主题的姊妹片。克鲁格的批评和思考，在广泛地面对西德社会的同时，有了一个新聚焦点，即对“艺术的自由和真实本质”的探讨。前一影片主人公雷妮，是个杂技艺术家，她想抛开商业盈利和文化话语的束缚，开发自己喜欢的杂技节目，但却不被行家认可；为了达到“做自己真正喜爱的艺术”的目的，她试图成立自己的杂技团，但是却失败败于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。第二部片子里，雷妮从杂技转向了电视台，想把电视技术用于表达自己喜爱的艺术。但是，她再次失败——被电视台解雇。拍此片时，时值西德学运高潮，显然，克鲁格要说明，艺术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异化，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的困难。所以，雷妮说，要想“大步革命是可笑的，而小步革命，她就只能成为西德外交部的公务员”——意指，沦为他们的革命对象的奴仆。

克鲁格于1983年发表的《状况评述——乌托邦电影》一文中指出，电影艺术活动中，导演和观众都经历着自身精神及社会进化的心路里程。他从人类学高度，强调了电影作为公共媒体所承担的理性思考责任。由于他独特的思考视角，以及对电影视听语言和影像的独特美学追求，克鲁格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导演；有人赞扬他为电影艺术做出了贡献，他的影片获得了不少重要奖项：金胶片奖（1966，1969，1975，1978），银狮奖（1966），金狮奖（1969），奥伯豪森短片节一等奖（1969），银胶片奖（1979,1986）,菲普勒斯奖（1981嘎纳，1983威尼斯），阿道尔夫·格里姆银奖（1990），但也有人指责他的影片是“谜语电影”，是所谓“为遗世独醒者所拍的启蒙作品”。但无论如何，克鲁格是“新德国电影”中最彻底和最持久的革命者。